论加强网络新媒体时代公安新闻宣传工作的措施

公安新闻宣传工作是公安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安新闻发言人制度是推行警务信息公开、保障公民民主权利的重要途径,是构建和谐警民关系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公安机关危机公关中不可或缺的手段。它承担着通过媒体网络向公众提供信息,与媒体网络和公众实现沟通,用政策议程引导传媒议程和社会舆论的职能。公安机关要勇于实事求是,善于做好网络新媒体时代下的公安新闻宣传工作,树立人民警察的良好形象。     

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科学内涵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决定着我国经济制度的性质与经济发展的方向,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到根本性和全局性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运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从我国实际出发,不断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科学内涵。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内涵进行"三位一体"的新概括,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的显著优势,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标志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定型。     

新型政党制度的政治功能及其治理优势——基于中国民主政治内在规定性的分析

国家权力来自人民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理念。如何实现人民的选择,保障人民权利成为民主政治发展的重大关切。中国民主政治类属于人民民主,其价值理念与历史实践内在赋予了执政党以领导核心地位,并要求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实现广泛、真实的民主。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中国民主政治的一项基本制度安排,在利益代表、政治参与和民主监督等政治功能方面与民主政治的规定性要素相契合,并在实践过程中体现出政治平衡、政治稳定、政治整合的显著治理优势,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奠定稳固基础。     

新加坡医疗保障体系运行机制及现状评述

新加坡政府创造性的建立了储蓄型医疗保险制度,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本文通过对新加坡保健储蓄计划、健保双全计划、乐龄保健计划和保健基金运行机制分析,发现新加坡医疗保障体系具有以"个人负责"作为制度设计总理念,精细化管理,体现公平正义理念,具有服务型社会治理内涵,进行积极调节,具有激励约束机制的特点。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基本经验探析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接续奋斗中,着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了"风景这边独好"的中国之治。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实践,标注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深刻回答,诠释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引领与担当。梳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治理经验,即坚持党的领导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内在统一,坚持改革、发展、治理三者的高度统一,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的辩证统一,坚持实现"中国之治"与改善"全球之治"的有机统一等。这些基本经验对于我们认识和把握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国家治理观,明晰国家治理现代化新要求,开辟国家治理现代化新境界,具有极为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论法官的职权调查原则——以职权主义刑事诉讼为背景的展开

职权调查原则,最早源于罗马法,成型于中世纪,指为查明真相,庭审法官(或审判长)可不受控辩双方所提供之证据材料的约束,而依职权主动调查及收集所有可能对揭示真相有意义的事实和证据。这是职权主义国家的通常设置,也是职权主义区别于当事人主义的核心要素。法官职权调查原则的正当依据在于实质真实,并不违背公正程序的要求,也不会压缩刑事辩护的空间。中国的法官职权调查原则备受诟病,核心原因在于特殊的诉讼权力构造,而非职权调查原则本身。在庭审证明实质化的大背景下,强调法官的职权调查原则是保障实质真实的需要,符合中国的职权主义传统。     

我国公务员聘任制的生成机理及变迁逻辑研究

作为公务员管理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务员聘任制的平稳运行有利于深化公务员管理体制改革,优化公务员队伍结构,从而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文章以制度为核心分析变量,阐述了我国公务员聘任制从制度萌芽-制度探索-制度发展的变迁历程及特征形式,并重点糅合历史制度主义和结构-行动者两种理论视角,展现了公务员聘任制的产生与变迁动因。环境压力、配套制度等结构因素与政治相关者等行为因素相互交织、共同作用推进了公务员聘任制的生成发展,且在变迁过程中表现为层叠式的渐进特征。未来需要以需求为导向精准招聘,推进项目型聘任制,强化分类管理措施,完善激励机制,从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人才和制度优势。     

反海外腐败的法律与制度：国际比较与中国方案

反海外腐败是当前全球反腐败领域的热点问题,也是治理腐败的难点问题。全球范围内的国际组织与不同国家和地区先后制定出台了相关的法律与制度,尽管这些法律与制度各不相同,但是基本都遵循了一定的国际背景和本国本地区背景,对这些法律与制度进行国际比较研究对于中国来说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面对当前反海外腐败的形势与任务,中国应当坚定反腐败制度体系的高度自信,从完善反海外腐败的相关法律制度、推动中国跨国企业建立有效的合规管理制度体系、增强中国建立国际性反腐败制度文件的话语权等方面着力,全面提升反海外腐败的治理能力。     

我国市场准入告知承诺制的法治构建

市场准入告知承诺制是近年来我国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是市场准入领域实现经济效益和交易安全衡平的重要改革。我国市场准入告知承诺制的法律尚不健全,适用范围、事前审查、事中监管、事后惩戒及责任承担等法治建设亟待推进。市场准入告知承诺制在一般性市场准入应当予以广泛适用,但特别许可市场准入应当避免对实质审查的替代。市场准入告知承诺制应当建立信誉审查机制、第三方评估等事前审查,通过部门监管责任明确、"双随机、一公开"机制健全及社会监管引入进一步强化事中监管,明确对虚假承诺的行政处罚和信用惩戒等事后惩戒,并且完善行政主体对申请人、虚假承诺对第三人损害的责任承担。     

国家治理价值体系现代化与行政法学理论基础的重构——以“诸神之争”为背景的分析

国家治理体系包括"道"和"术"两大内容,"道的现代化"和"术的现代化"则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建设的两大根本目标。其中"道的现代化"是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基础所系。"诸神之争"是中国"道的现代化"面临的历史情境。无论是"决断"还是"商谈"都无法化解诸神之争,以合作作为价值共识却可以解决这一问题。现代国家治理应该最大程度地的促进社会合作,提升社会合作的水平。法律既不应该以权利为本位,也不应该以义务为本位,而是应该以合作为本位。行政法既不是控权法,也不是平衡法,它应该是构建、保障和修复良性官民合作关系的法。